1955年，新中国首次进行的大授衔工作极为严谨，历时两到三年进行充分准备。授衔标准相当严格，涉及多个方面。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规定便是，授衔人员必须在军中担任实际职务。这一规定导致许多具有显赫资历和贡献的将领错失了这次授衔机会。像滕代远、谭震林、张鼎丞等人，虽然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立下赫赫战功，依照他们的经历和贡献，完全符合授予大将或至少上将的条件，但由于未能符合授衔的职务要求，他们并未成为当年的授衔名单之一。
然而，也有少数例外，阎红彦就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。阎红彦在重庆解放后转向地方工作，曾担任重庆市的重要领导职务，且在1955年1月成为四川省副省长，离开军中的时间较长，显然不符合授衔的标准。尽管如此，考虑到陕北红军缺乏具有代表性的将领，阎红彦的资历和贡献，使得他仍然成为代表陕北红军的重要人物。因此，阎红彦被特批调任为军区副政委，从而符合了授衔的条件，并最终被授予上将衔。此外，还有两位开国大将，徐海东和张云逸，也属于例外情况。两人虽然在大授衔时并未担任军事职务，但他们的历史贡献与地位使得他们也享有被授予大将衔的特殊待遇。 在十大开国大将中，像粟裕、陈赓、黄克诚等人当时都担任着重要的军事职务，如总参谋长、副总参谋长等，充分符合授衔条件。但唯独徐海东和张云逸并未担任实际职务。这也引发了不少疑问：为何这两位将领能够破例接受授衔并获得大将衔呢？实际上，这与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杰出贡献密切相关。 徐海东曾是红25军的军长，他不仅带领红25军完成了艰苦的长征，而且在整个过程中，不仅没有减少兵力，反而壮大了队伍。红25军是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队伍，为陕北红军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在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之前，徐海东已经牢牢掌握了陕北的军事和政治局势，并在实际操作中支持主力红军的到来。他用自己麾下的军费无偿支援主力红军，这一举动深得毛主席的认可。尽管徐海东由于伤病原因错过了后来的几个重要战役，但他培养出了如韩先楚这样的猛将，这也为他的贡献加分。因此，徐海东不仅被授予大将衔，而且仅次于第一大将粟裕。 张云逸的经历虽然不如徐海东那样特殊，但他同样是革命历史中的重要人物。张云逸年少时便加入了同盟会，参与了黄花岗起义，并且差点成为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”中的一员。其后，他参与领导了百色起义，创立了红7军，并曾担任新四军副军长。作为新四军的重要人物，他的地位甚至仅次于陈毅，超过了粟裕。尽管由于身体原因，张云逸在1952年辞去了军中的职务并开始养病，但其长期积累的资历和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卓越贡献，使得他不得不被纳入大授衔名单。张云逸不仅被授予大将衔，还被给予了元帅待遇，是唯一享受此待遇的开国大将。这三位将领的例外情况，显示了中国革命历史中某些人物由于其历史地位、贡献以及特殊的历史背景，最终突破了常规的授衔条件，得以获得应有的荣誉。这不仅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，也反映了当时新中国对于革命先烈们功绩的深刻认同与尊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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